秋天有些刺眼的阳光下，女儿已经在水边玩了半个小时，她用小棍不断地拨弄着水里的一只青蛙，试图激怒它，让它从水里跳到即将残败的荷叶上来。因为圆明园的湖边潮湿，她不得不隔一会儿就调整一下自己蹲着的姿式，以便自己不会顺着斜坡滑到水里。
虽然自己兴致盎然，可她很孤独，因为没有孩子和她一起分享快乐。周日的圆明园游人很多，然而像她一样七八岁已经上学的孩子却少能看到。那些学龄前儿童也只是在父母的带领下，走在水泥铺成的路面上。
这个场景非常像美国专栏作家理查德·洛夫的新书《林间最后的小孩·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》中描写的片断。唯一不同的是书中类似的故事不是发生在中国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患上自然缺失症的儿童是全球性的：远离自然、自然知识贫乏，大部分时间是在有空调暖气的房间和汽车里度过，电脑、电视是他们最喜欢的“玩具”。他们宁可放弃去看海、去爬山，而选择待在房间里，因为只有屋里才有电源插座。
理查德·洛夫是一名儿童权益倡导者，并长期关注儿童与自然议题。他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儿童与自然疏离割裂的现象，山川、森林、溪流、原野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，即使特意去寻找有时也难见踪影，这些都是工业文明、城市化进程的结果。是喜是忧，已经不用争论。
2006年，一家名为“世界未来社会”的机构预言：“孩子们的自然缺失症将对他们的健康构成威胁，如今的孩子相较于他们的前人花在自然环境中的时间正越来越少。”
那么到底为何患上了自然缺失症？夏天看天上的银河、听泥塘里的蛙鸣，秋天捉螃蟹，冬天堆雪人，是现在为人父母的一代人的童年记忆。
然而现实的悖论是：为人父母者一面回味着自己有趣的童年，叹息今天孩子的不幸，一面把孩子赶进各式各样的课外班，学奥数、学英语、学乐器、学书画，不让他们有一点时间哪怕是在人工建造起来的公园里奔跑一会儿！家长、老师、学校、社会一方面在对孩子们说着自然的可贵，一方面却言行不一——过度的消费和贪欲让森林消失、江河污染，变形的教育让孩子远离自然，内心扭曲。
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现象，但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情况似乎更为突出。
2009年，一项对16个国家的2400位母亲进行的调查中，87%%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与自己的孩子玩耍互动，也有54%%的母亲表示自己能坦然接受孩子在户外玩耍时浑身搞得很脏。可是最有趣的是以下这个数据：在中国，只有5%%的母亲说自己的孩子常在大自然中探索。
可见，虽然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，可是我们城市的孩子与自然的距离已经远远超过他们。谁又能否认现在肥胖率、注意力紊乱、过敏症、抑郁症等现象增多与此无关呢？试想，一个从小就对动植物和自然失去兴趣的孩子，他对生命的热情从何而来？一个从小就与自然割裂的儿童，长大后又怎么能有社会责任感和对地球人类的使命感呢？事实上，创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大科学家们的原始导因，也源于那些童年时关于河流、树木、田野、天空与雷电的记忆。
1962年问世的《寂静的春天》是一本标志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，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上世纪60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始的民间环境运动，继而影响到全球。可是，几十年过去了，环境保护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一直并行并进。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再一次发出了声音：儿童与自然之间已经出现了“令人惊异的断裂”，并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迫在眉睫。
可喜的是，作者并没有止于结论上的忧虑，而是总结了众多领域对于“人与自然”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，其中不乏定量分析。该书还分别从家长、老师、教育者、政府等这些“自然缺失症”真正制造者的角度，提出了治愈这一断裂症的药方。其中包括：父母如何带领孩子亲近自然，改善孩子的注意力不足；教育者如何将孩子从教室里解放出来，让丰富的自然环境激发他们的创造力；城市规划者又如何打造出绿色大城市，让孩子能够在家门外感受一下自然本色。目的只有一个：不想让孩子成为“林间最后的小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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