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撒谎,本应是为官的最基本品德,这就如同“教师需认得字”一样,还用得着讨论吗?不幸的是,这还真是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的话题。一个有力的佐证是,最近,贵州六盘水市副市长因为在环保问题上公然撒谎,欺骗中央调查组,被有关部门“挂牌督办”,此事闹得沸沸扬扬。
一个官场内几乎人人尽知的“潜规则”是,在时下许多地方的政坛,一个时时、事事讲真话的干部大有被“逆淘汰”的危险。
最典型的例子是,安徽利辛县原县委书记夏一松就因公开拒贿、道破地方官场一些所谓的“秘密”而受到威胁、打压,自觉“撞上一张无形的网”,最后愤然辞官下海。李昌平,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,因上书总理道出“农村真穷,农民真苦,农业真危险”之实情,不得不去职离乡。
尽管舆论对夏、李这样的干部表现出同情与遗憾,但官场之内的不少人仍视其为违反“游戏规则”的异类,至少会认为这种以自毁前程为代价的行为,是政治上“不成熟”的表现。
“人在官场,总是要说些假话的。”这是特定国情造成的吗?绝不。相反的,我们的党和政府一贯提倡干部讲真话、办实事、求实绩,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利用包括纪检监察机关在内的各种监督途径,使“求真务实”落到实处。严责之下,官场假话仍不绝于耳,说明这一问题的根源相当复杂,恐怕要从政治文化、体制机制、乃至干部考评办法等诸多方面去找原因。
从本质上讲,为“官”,首先是一种职业,而且是竞争异常激烈的职业。有人形容,当官是火车上了轨道,只能前进不能后退,离轨即意味倾覆。然后,“位置”总是有限,愈往上攀困难愈大,竞争愈激烈甚至残酷。巨大的权力诱惑,沉重的心理和社会压力之下,阿谀奉承、造谣中伤、下钩设套,一幕幕闹剧上演,古今中外的政坛皆无可避免。既如是,讲假话,又有什么奇怪的?区别在于,在媒体极度发达、公众人物无隐私可保的现代政治文明生态下,官员说假话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,但这绝不足以杜绝假话的存在。
在不少地方,官员说假话也是一种“现实需要”,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会“官出数字,数字出官”,何以有如此多的“注水政绩”。这就牵涉到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了,考核机制是根指挥棒,如果“惟数字论英雄”,就会有人大肆修改统计数据,政绩造假,假话成风。问题的另一面是,官员造假乃“主观上为自己,客观上为上级”,因为乡里的成绩归根结底是县领导指挥有方;县里有政绩,总归是市领导决策正确。所以,对下级的政绩造假,不少上级干部睁只眼闭只眼,有的甚至将指标“分解”下去,授意下级造假。
干部说假话,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。现在,一些上级部门制定的政策不切实际,确定的发展目标贪大求快,而又以这样那样的“一票否决”给基层干部施压,造假就这么给“逼”出来了。笔者曾在华南某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,对此有深切体会。比如,省里要求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造的水库进行维修加固,限时验收。某县一测算,要投入七八亿元,而该县一年的可用财力才四五亿,仅够发工资。怎么办?县委书记说,两条路:向上公关求情,造假应付。如果只订目标,不给手段,自己又力有未逮,总要应对这样的难题,基层干部如何能不说假话?
列宁早就尖锐地指出:“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,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。”不管原因多么复杂,官员说假话总是群众深恶痛绝的严重问题。老百姓有理由怀疑,这样人品成问题的干部,能一心一意为我们谋福利吗?同样严重的是,说假话像瘟疫一样,侵蚀官场文化,降低官员品性,使干部形象大受损害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,“官员讲真话”总成新闻,群众由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会逐渐发展成对一个群体的怀疑,后果将非常严重。
副市长说谎失败,是上级部门较真的结果。这给我们一个启示:凡干部在长篇报告里讲的、大会小会上说的,在上级检查中汇报的,都应认真检查核实一番,像商品质量打假一样,搞一场“官话”打假,让媒体监督,有问题者由纪检监察机关严厉查处。官员的书面讲话只要是谈日常工作的,应该让普通百姓有地方看、随时可以查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,一切都公开了,假话还能盛行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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